图为游客在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院内参观藏医医疗器械。记者 张龙 摄
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孙光荣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医药事业发展，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切实推进中医药传承融合创新正当其时，必须乘势而上。他强调，在此过程，必须坚守中医药发展的自身独特规律，力避一些“误区”。
传承——不可用威士忌标准酿茅台
记者：您曾多次强调，中医药学具有“个性化的辨证论治、调治求衡的防治原则、人性化的治疗方法、多样化的干预手段、天然化的用药取向”的五大特色，具有“临床疗效确切、用药相对安全、服务方式灵活、费用相对低廉、创新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的六大优势。中医药为何会有这些特色优势？
孙光荣：中医药学之所以具有上述特色与优势，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牢固的“根”——五千年中华文明孕育的维护和保障人类身心健康的理念与方法，沉淀在汗牛充栋的中医药文献和历代中医药学家临床实践经验之中。这是发展中医药事业取之不竭、推陈出新之源头活水。
因此，传承是中医药事业图生存、谋发展之根本，是创造的基础、创新的本源。
记者：应如何推进中医药学传承？
孙光荣：这是一个需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具体来说，主要可在以下六个方面加强中医药学的传承：“大医精诚”医德传承， “燮理阴阳、调平致中”医道传承，“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医学传承，以及中医医法、医术、医器传承等。
这里我重点阐述一下中医医法传承。可进一步通过发掘、整理、传承、科研、验证，建立中医本身的规范、标准、治法、治则，使中医的辨证论治真正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可以试行分科、分批重新审视、修订、重建各种中医的规范、标准、路径，探寻契合中医本质、符合中医学学科规律、彰显中医学特色优势的真正范式，而不是模仿、套用、攀比西医诊疗、科研、评价模式。
我们必须明确：创建中医药临床、科研的范式目的之一，是为了促进中医学术进步和事业发展，而不仅仅是为了便于形式主义的管理；之二，在中医药领域是为了国际向我接轨，而不仅仅是为了我向国际接轨，使之守独立、探新路、求良法。
融合，要以中医思维分析CT检验结果
记者：中医药学在千百年来的传承中，结合了儒释道各家先进学说，融汇了天文、地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智慧。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物质条件的丰足，中医药学发展更取得了不少突破与进步。但在此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不是“融合”而是“拼凑”“割裂”“对抗”“排斥”等不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现象，您认为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哪些？
孙光荣：一是中医药从业人员知识碎片化。这一现象源于中医学科的过度分化。本来，学科分化是源自学科发展需求和社会实践需求而必然产生的，无可厚非。然而，中医学科的分化既有实际需求的因素，也有刻意模仿西医模式而人为划分学科的成分，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中医药学科发展规律。部分中医药从业人员因此难以系统掌握中医药理论知识、思维方法，只能针对不同分科构建局部知识体系，致使中医药学传承犹如盲人摸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二是过度的专业化。中医药从业人员知识碎片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医药学在不同领域的过度专业化。中医药学对于人的健康，观察和辨识的维度主要是功能的、动态的、宏观的、整体的，而不是结构的、静止的、微观的、局部的；不是“病”这一生命现象，而是“人”这一生命主体。所以，中医药学是立足“整体观”为特质而构建的独特医学学科体系。但过度的专业化，使中医药丢失了特色而逐步趋同于西医学，丧失了自身的特色优势。
第三，与过分的专业化相对应的，则是过分的西化思维。目前中医药学研究已经呈现出过分的西化思维，以及极端的自然科学主张倾向，西医学所依托的自然科学研究手段几乎全部成为中医药主流科研方式，中医思维日渐式微。
第四点是不合时宜的排外思想。虽然一方面诸多过度、过分的西化在不断蚕食、弱化中医思维，但另一方面在各个学科现代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反观、反省中医自身，亦有不少同道对其他医学或技术存在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态度和主张，对现代医学和现代科技抱着“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陋见而不认同、不学习、不融合，这更使得中医药学发展举步维艰。
五是没有充分利用资源优势。中医药是国家级的五大优势资源，即“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重要的生态资源”。但还有许多同道，仅仅将中医药局限于诊疗应用，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医药跨界融合的潜在优势和巨大发展空间。
记者：您认为，中医药学的融合发展，或者说中西医的融合发展，应从哪些方面重点推进？
孙光荣：可从以下四方面重点探讨。
一是医学融合。中医学与西医学乃至其他医学不是针锋相对的医学阵营，而应摒弃成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携手为全人类健康服务。可在真实、有效案例的基础上甄选一批难治疾病，设立联合攻关的专项，研制中西医协同、多医学（包括少数民族医药）协同的融合治疗方案，定点试行，取得成效，再逐步推广应用。
二是技术融合。中医药学在强化自身独特技术的同时，至少应积极追求和实现七个方面的融合，即融合现代医学诊疗手段、融合现代科研技术手段、融合当代教学多样手段、融合通信传播新兴手段、融合产业拓展精准手段、融合市场推广实用手段、融合文化传扬创意手段等。比如，可进一步发掘、整理、提炼中医传统诊疗技术，如已失传的扁鹊“写影”诊断技术。集中优势力量，重点立项、逐步开展中医四诊、中医外治等诊疗技术的研究，成功一项、试行一项、逐步推广一项。
三是跨界融合。中医药服务可以参与民生所需的供给侧改革，与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农村扶贫、创新创业等各种工作相融合。可立项选点，吸纳多学科和社会力量，开展N+中医的跨界融合研发，以中医药科技主力军链接养生治未病、青年保健、妇女保健、儿童保健、智力保健、视力保健、生育力保健、健康养老、美容健身、健康旅游、中药种植、中药研发、健康食品、医器产品开发等诸多领域。
四是文化融合。可继续开展中医中药中国行、中医中药环球行；加强中医药文化基地建设；立项选点建立国家中医药博物馆、展览馆；巩固、发展“岐黄论坛”“岐黄新声论坛”；建立传承、传授、传播中医药文化的国际“轻骑兵”，沿 “一带一路”不断前行。
创新，戒“九龙治水”“上实下虚”
记者：做好传承工作，对于促进中医药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如何看待创新在中医药振兴发展中的作用？
孙光荣：我们还是先回顾历史。历代典籍及先贤都重视宏观体察、整体思维，将人的健康与自然环境、社会境况、精神意志等进行关联探究，从而使中医药学能屡屡契合历代社会实际需求，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突破。如仲景先师立足临床而大展六经辨证之精妙；宋金之际为消除《局方》温燥之弊而产生了河间丹溪的寒凉育阴诸法；金元之交历经战乱饥困而出现了易水东垣甘温补虚诸方；明代薛己景岳诸家立足脾肾而善扶正气；清代叶桂吴塘诸贤突破伤寒而专擅温病等等。无数事实证明，中医药学一直在继承中不断扬长弃短、不断拾遗补缺、不断创新前行。古人能行，今人更应在历代先贤创新实践的基础上，取得更大成就。
记者：您认为，当前与今后一段时间的中医药创新，应当做好哪些工作？
孙光荣：一是创新管理体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纳入了政府管理体系，中医药事业实现了大发展，在全世界树立了保护传统医药的典范。但始终存在两大管理难题，难以有效解决：
横向上看，长期“多龙治水”。中医、中药本是一体两面，实际却分开管理；中药的种植、研发、生产、销售又分为多头管理；中医文化、中医教育、中医科技、中医临床等等又各有所隶属。近年来建立了部际协调会议制度，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出多门的现象仍然此起彼伏，“一个拳头始终难以握紧”。
纵向上看，长期“上盛下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省市中医药行政管理部门只是业务指导关系，而非直接领导关系。甚至不同地区中医药管理机构名称都不统一，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管理局、中医局、中医药管理处、中医发展办公室等等，不一而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省、市、县的中医药工作，不可能做到如臂使指、令出必行。寄望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尽快创新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的中医药管理体系。
二是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要加大完善和改进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加快推进以全国中医药优秀人才研修培训为代表的各层次、各类型中医药人才培养。有必要进一步健全各级各类中医药名医名师评选表彰制度，完善中医药人才评价体系；建立以中医药高等教育培养为主体，形成终身教育模式，并进一步把中医药学独特的师承教育贯穿到人才培养全过程。
同时，切实贯彻落实“一考核、两备案”，即中医药法中提出的通过考核制吸收确有专长和师承人员为中医师、通过备案制开设中医馆、通过备案制研发医院制剂的三大亮点。
三是创新中医药临床实践体制。面对未来，我们要充分预见到“分证执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即具有中医执业医师证者，只能提供中医药服务；具有西医执业医师证者，只能提供西医药服务；具有中医、西医两种执业医师证和具有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证者，才能同时提供中西医药服务。这是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国际医药卫生管理惯例。
有必要从现在起，用十至二十年的时间试点实施，让所有医疗机构的管理者和从业人员做好四方面的准备：专业知识技能的储备、医学行为的准备、“分证执业”试行期财政补助、医院诊疗业务管理调试。
四是创新中医药科学研究。必须通过深调研和大数据分析，在确定优势病种的基础上，遴选一批重大攻关项目，制定中医药自身的准入、验收、评价标准，通过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创新研究方法。当然，创新必须取精用宏。创新中医药科学研究的重点应当放在“理法方药”四个基点上，即中医理论学说创新、中医诊疗方法创新、中医组方模式创新、中药剂型与给药途径创新。
五是创新中医药健康服务。要提供包括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开展中医药养生、保健、医疗、康复服务，涉及健康养老、中医药文化、健康旅游等相关服务。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创新性的构建起覆盖“生长壮老已”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 |
